怀念年味就是怀念逝去的童年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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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怀念，但不必忧伤，真正跟我们现在有关系的永远是那奔涌向前的“活水”与“活法”，我们如果用拥抱的心态对待，同样可以在新的“活法”里找到新的年味，找到新的快乐和满足。

身边的朋友都在说，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越来越没意思了。在网上，也有网友吐槽，说城市禁止年春节期间放烟花炮竹，搞得过年都没有年味儿。

年味是什么东西？ 我的理解，其实是童年过年的某种记忆。像我的朋友，40岁出头岁的人，他们所说的年味，就是三十多年前过年时的记忆。儿时过年的记忆，成了他们刻板的、认定的年味。

如果说过年应该是快乐的，那么毫无疑问，儿时过年是最快乐的。因为物质的匮乏，那个时候过年是一次物质的大补偿，新衣、新裤，有肉有蛋……，还有鞭炮、烟花，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一下子呼啦啦涌来，塞满了本不宽敞的欲望空间。物质的突然满足带来了精神的极大满足，那就是快乐、幸福。这种叠加的满足恐怕以后再也难以找到了。

所以，我们记忆中的年味就是纯粹的快乐满满的东西，是用最简单的物质就能填满的欲望。

我相信三十多年以后，现在才几岁的孩子，再回头看过年，也会像我们一样，感叹还是童年过年有年味。这样分析我们会发现，我们怀念的年味，不如说怀念童年的快乐时光，闪着永不退色的光彩。

毫无疑问，在父母的呵护下，对于多数人来说，童年是快乐的。即便不快乐，站在远远的，不再直接关乎疼痛、不快的地方回忆，也仍然会戴上暖色镜片去看，觉得是苦中有乐，乐大于苦。总之，好也罢，坏也罢，那是你的童年；苦也罢，乐也罢，那是你的人生。那还不如就认为那曾经是美好的，值得怀念的，否则，就是对自己过去一段人生的否定，对一段人生的否定，则增加了人生失败的色彩，谁又愿意自己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谁没有一点美化自己人生的小算盘？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儿时是好的，是快乐的，是幸福的，儿时过年更应该是好的，快乐的，有年味的。

其实，现在无论物质还是文化，都比从前丰富了不晓得多少倍。只是，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忧虑的事也多，我们经常无法去体味过年的快乐。或者说，我们已经丧失童心，已经无法满足于简单的物质快乐。

再有，现在过年确实较三十年前有了很大的形式上的变化，很多地方不许放鞭炮、烟花了，年夜饭甚至也不在家里吃，也社会化了，到餐馆吃。可能连对联也不必贴了。至于喝腊八粥、祭灶神、扫尘、屠苏酒、跳灶王、挂桃符、贴门神、熬年守岁等，以及种种禁忌等风俗似乎也不兴了。从形式上看，原先的年味确实像是少了一点，无怪乎有学者站出来说要“保卫春节”，要启动春节申遗工程，认为“只有申遗成功才能遏制年文化的消失”。

如果说年味，或说年文化是一个在流逝的东西，那么，是不是申遗成功，就可以关上闸门，把年文化留存下来？如果申遗不成功，年文化会就从漏洞里流出去？这好比说是，要把流动的年文化舀成一碗水，然后拿着这碗水到联合国去注个册，盖个章子，年文化就像商标一样被固定下来成为自己的，于是年文化就像碗里的水一样静止不流——不流了，似乎就无所谓消失了。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将文化解释为modeoflife（生活样式），我国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称“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一西一中，两种说法都指向同一个意思：文化是一种“活法”。

时代社会变迁，“活法”当然也跟着变化。作为中国人“活法”的一种，过年也会随着时代而变化，过去的年味在减少，现代的年味在增加。现在过年，时间名称还是旧的，但已加入了许多新的“活法”，不必总是用旧的标准来衡量过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化春节”，在大年三十或奋战于工地，或吃忆苦饭，过年也被高度政治化；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人们吃着饺子看春晚，旧民俗变成“新民俗”；90年代中期以来，连稍显“年味”的放鞭炮也被禁了，过年也“黄金周”起来，年夜饭的餐桌也从家里“搬”到饭馆里。从这个极粗的线条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年包含的传统习俗被不断地抽离和抛弃，原先意义上的“年味”在这一次次的“移风易俗”之中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过去的年味已经如同我们的时光一样流逝，这是事物必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可以怀念，但不必忧伤，真正跟我们现在有关系的永远是那奔涌向前的“活水”与“活法”，我们如果用拥抱的心态对待，同样可以在新的“活法”里找到新的年味，找到新的快乐和满足。

gtxsyk

过年呀，小孩喜欢，大人真的很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