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员留洋能否拯救中国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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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洋并非快速提升足球国家队实力的工具，而应是足球市场成熟、竞技水平提升后的自然结果。被扭曲的留洋，也是中国足球市场的写照。　　记者 | 鲁舒天

　　“在我旁边，几乎一整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都准备返回欧洲各自的俱乐部。”

　　2021年9月8日，中国男足球员武磊来到卡塔尔多哈国际机场。前一天晚上，中国男足国家队在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输给了日本男足。第二天在机场遇到前一日的对手们，武磊在微博上发出上述感慨。对比之下，中国男足只有他一人的航班方向是欧洲。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只有一名男子职业足球运动员在欧洲顶级职业联赛“留洋”。

　　“留洋”，原指出国留学深造，在足球运动的语境下，意义更特殊。欧洲有全球最高水平的职业足球赛事，从业者收入也最高。对本国联赛水平并非顶尖的亚洲球员来说，留洋意味着重大的职业跃升。足球运动员跨越国界，向更高水平的联赛流动，继而扩大足球在母国的关注度，是扩大足球影响力的重要机制。

　　同时，足球运动还十分看重国家队的成绩，一支国家队中效力欧洲顶级联赛球员的数量，也部分反映了球队实力。国足前任主教练李铁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队若有80%的国脚在欧洲踢球，才有机会和日本、澳大利亚等亚洲强队抗衡。

　　权威足球网站“德国转会市场”（TRANSFER markt WEB）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25日，日本旅欧球员总数已达到451人。其中，在德甲效力的镰田大地，转会费评估价达到2500万欧元，是武磊的10倍。

　　这也是为什么武磊的微博会引发广泛讨论。随着中国男足进入2022年世界杯决赛圈再次“仅存理论可能”，缺少留洋球员的现状成为中国足球的“心病”。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已经开始实施一个“球员留洋计划”，通过联系赞助商、提供补贴等方式，推动本土球员赴欧踢球。

　　球员留洋表面看是体育问题，背后其实反映了职业运动市场的失控。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间，中国足球处于一个“金元足球”时期，用朱艺的话说，“是大量资本进入一个封闭市场形成的泡沫激荡”。朱艺是“德国转会市场”中国区的管理员。在此背景下，留洋这种市场行为被扭曲。并且，在金元足球终结后，从业者也发现，想要恢复正常的循环并不容易。

　　中国足球也有过留洋的高峰期。约20年前，孙继海是享誉英超的“中国太阳”，杨晨在德甲有16个进球入账，邵佳一、郑智、孙祥等人，也都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他们的表现和身价，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球员差距并不大。

　　当时，对于本地俱乐部、球员和经纪人来说，留洋都是一个不错的商业模式。中国足协注册球员代理人王骁还记得，1990年代末那批球员去留洋时，国内球员最高的年薪也就300万元左右，而像范志毅、孙继海等人在英国一年的收入，可能数倍于此。

　　一次留洋，球队可以获得高昂的转会费收入，球员收入可以大涨，并且获得前往顶级俱乐部的通道，经纪人则可以在工资合同和转会费收入（尤其是后者）中获得10%至20%的抽成。

　　其实，把一个球员从低水平联赛带到高水平联赛，本就是职业足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等低水平联赛来说，更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从2010年开始，这一交易链条被热钱重塑。

　　2010年，广州恒大进入职业足球联赛，第二年仅引进外援就投入超过1800万欧元的转会费。此后，以地产公司为代表的投资者涌入，带动了中超联赛的“军备竞赛”。不计成本买入球员成为各支球队的标准动作，本土球员的身价迅速膨胀。

　　“当时，哪怕是在中超坐冷板凳的球员，也能拿到和欧洲顶级联赛中下游球队的主力差不多的工资，这还不算赢球奖金。主力球员年薪如果不到500万元，已经算是一般了。”朱艺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球员留洋的重要动机——收入——消失了。

　　对俱乐部来说也是如此。国内球市高昂的转会费，使得和海外俱乐部交易失去吸引力。2017年，国脚张呈栋从北京国安转会到河北华夏幸福(3.210, 0.02, 0.63%)，转会费1.5亿元，在当年全球球员冬季转会窗口期，身价排名第五。而当时，张呈栋在“德国转会市场”上的身价仅47.5万欧元。

　　在2003年之前的甲A联赛时代，转会费1000万元以上的内援，仅2003年的吴承瑛一人。到2017年，中超联赛冬季转会窗口总投入约30亿元人民币，达到顶峰。

　　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身价和他们的竞技水平之间，形成巨大落差。

　　不仅如此，高薪加高转会费的市场环境，还加速了海外球员归国。冯潇霆、黄博文、王刚、于大宝等国脚级球员，都在当打之年回到中超联赛。一个竞争压力更低、收入更高、环境更熟悉、个人稀缺性更强的职场环境，吸引力十足。

　　不过，留洋生意并没有被“金元中超”消灭，而是变种为“出口转内销”模式——经纪人在国内物色年轻球员，先送出国镀金，再高价“卖给”国内俱乐部。

　　最为人熟知的案例是现役国脚韦世豪。2013年全运会结束后，出身鲁能足校的韦世豪以“回去上学”为由与俱乐部解约，随后去往葡萄牙踢球。4年后，当他于2017年2月租借到中超球队上海上港时，所属葡甲球队莱雄伊什正处于其国内经纪人的实际控制之下。大半个赛季的回国租借，韦世豪凭借高光表现增加了经纪人与下家谈判的筹码。2018年1月，韦世豪与莱雄伊什解约，自由身加盟北京国安，没有产生转会费。

　　这一路运作中有两个核心要素：1．球员的经纪人本身是其海外所属俱乐部的实际控制人；2．从海外回到国内俱乐部时，没有产生转会费。这两个操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国内金元足球的特殊环境下，最大化球员和经纪人的利益。

　　第一点是“出口转内销”模式的关键节点。职业球员转会要经过国际足联的TMS（Transfer Matching System，转会匹配系统）来过账，不允许直接把转会费打给经纪公司，经纪公司只能获得一定比例的抽成。但实力强的中国经纪人，会去欧洲低级别联赛实际控制一个中小型俱乐部，然后把中国球员带到那里锻炼，之后再带回国内。在韦世豪的转会过程中，经纪人和原俱乐部实际属于一方，可以最大限度获得转会利益。

　　当然，这个操作并不容易。国际足联不允许球员的经纪人直接持有球队，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要掌握一个可以作为“镀金通道”的俱乐部，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现金。有的经纪公司会与一些较小的俱乐部协商，只要能保证留洋球员获得出场时间，事后会支付一笔费用。对于欧洲小球队来说，这笔费用有时可以解决一年的经营支出。

　　第二点“零转会费”则可以帮助球员和球队规避政策成本。2017年夏天，中国足协开始推行“限制高价引援”政策，对转会费超过一定数额（外援4500万元、内援2000万元）的部分征收100%的调节费。所以，有的球员会选择免费转会，这样新俱乐部可以省去调节费，球员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签字费。签字费是新俱乐部为促成转会，付给球员的一笔费用。韦世豪的签字费并没有公开披露，但业内普遍认为与国内球员转会费的上限接近。

　　足球投资人唐晖是“出口转内销”模式的实践者，但他不喜欢这种说法中的贬低意味。他和合伙人李翔曾在2016年买下了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区的两支球队。他认为球员选择回到国内俱乐部踢球，而不是谋求升入欧洲更高级别联赛，是一种理性选择，不应被道德批判。而且，年轻球员并不是去海外镀个金回来就能身价翻番，仍需在欧洲赛场提高球技，有较长时间的良好表现，哪怕是效力于低级别联赛。“好比偶像产业送练习生去韩国，待3年和3个月，效果肯定不一样。”唐晖说。

　　如今效力于中超深圳队的陈国良，就是唐晖2017年从鲁能足校带去西班牙的。

　　经过两年半西班牙丙级联赛的锻炼，1999年出生的陈国良已是中国国青队的主力。但多位受访者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这样成功的运作只是少数。更多情况下，现有联赛中不够市场化的部分，也会阻碍潜力球员留洋。

　　中国足协从2017年开始推行“U23政策”，最严厉的情况下，该政策要求中超球队每场比赛必须有3名23岁以下球员登场，这使得许多尚在青训体系、还未进入主力队的年轻球员，成了俱乐部的“非卖品”。

　　每个省市的足球协会也未必愿意让年轻人留洋。假如一家俱乐部在A地，球员的注册关系就放在了A地足协，他就有资格为A地出战全运会。如果转会国外，会影响到地方的全运会战绩，而这是地方体育机构的重要KPI。

　　在“金元中超”与非市场因素的复合作用下，球员没有留洋的志愿，国外没有引进中国球员的打算，国内俱乐部缺乏培养球员的动力，经纪公司的运作也增加了阻碍。留洋变得越来越少。

　　2020年起，房地产行业的严格监管措施使地产公司没有闲钱投资足球，再加上足协要求所有球队的名称中不得包含投资方或赞助商的企业名，地产公司纷纷退出，中超的“金元时代”迅速终结。

　　2020年至今，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中，已有19支球队退出或停运，包括“首冠即解散”的江苏队、原名天津权健的天津天海等。在实际运营层面，足协也出台严格政策，限制球队的投入和球员的薪酬。

　　2020年12月，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职业联赛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韩国K联赛的10倍；一线球员薪资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令足球投资的环境趋于恶化，有必要通过工资帽来降温。”

　　泡沫被一下子挤掉。留洋作为一门生意又可以正常运转了，从商业角度，俱乐部又有理由把球员“卖”到海外联赛，以获取转会费收入；球员也再次有了去欧洲打拼的经济动力；同时，如文章开头所说，官方也试图把留洋重新作为提升国家队实力的手段，增加留洋球员的数量。

　　“留洋”这个词，在足球行业里，恢复了它在19世纪最初被使用时的含义——出国深造，报效祖国。

　　但要恢复留洋这条交易链没有那么顺利。人们发现，潮水退去，“裸泳”的不光是球员的身价，更是球技。

　　“留洋这事真是双向的，不是我们想出去了，别人就要。不要说五大联赛，欧洲排名前二十的联赛里，中国球员能踢上比赛都很困难。”唐晖说。

　　目前，在欧洲低级别的联赛中，不乏来自中国的年轻面孔，但他们在这些联赛中的出场时间、训练强度、竞技水平都缺乏含金量，且难以更上一层楼。

　　2018年起，唐晖运作了几名年轻球员参加西班牙第三级别的比赛，结果他们跟不上球队训练，最终只能转到他手中另一家位于第四级别联赛的俱乐部。2019年西丙上半赛季，由陈国良、廖垒、杨意林担任主力的穆尔西亚学生队在21场比赛中只赢了2场，唐晖不得不更换教练，而新帅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将中国球员派到看台。

　　2019年年初，西班牙丙级联赛穆尔西亚学生队的一场热身赛，留洋小将陈国良、廖垒、杨意林等出场。

　　欧洲足球的联赛体系呈金字塔结构。以西班牙为例，它有9级联赛，越到金字塔尖，淘汰的比例就越高。顶尖的西甲和西乙联赛一共有42支球队，疫情前，第三、第四级联赛有441支球队，下面的半职业球队超过4000支。同样，每个职业俱乐部内部的青训体系，也是个金字塔。球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被淘汰筛选，最难的就是从预备队升入主力队，看似一步之遥，其实二三十人里可能只有一两人能升到顶端。中国球员徐新和林良铭都曾升入西甲顶级豪门的预备队，但最后还是回国了。

　　足球是全球最流行的竞技体育，顶级联赛对球员的评价标准只有一条——竞技水平。

　　在低级别联赛，中国的投资人或许还能发挥影响力，扶持年轻球员获得比赛机会，但顶级联赛的俱乐部即便被中方背景的投资人收购，比赛时也不会受投资人影响。“带资进组”在职业足球市场很难行得通。这是因为，职业教练的合同里都包含与成绩相关的硬性KPI，没人会拿成绩开玩笑；此外，为了钱重用一个不足以上场的球员，会损害自己在职业圈子里的风评。

　　简而言之，留洋之所以不成，在于中国现阶段没有够得上水平的球员。

　　王骁开办了一家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他的观察是，1995年到2006年出生的这批年轻人，他们的成长过程，正好是中国职业足球诸多负面消息曝光的时期，这是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继续踢球的原因。

　　不过，随着主管部门的推动，留洋再次运转起来了。

　　2021年12月，29岁的球员李磊加盟瑞士超级联赛，这一选择被舆论评价为“跳出舒适圈”；18岁的守门员刘邵子洋，与顶级足球豪门拜仁慕尼黑签约。而在女子足球中，唐佳丽、沈梦雨、沈梦露等球员已经在顶级球队中站稳脚跟。人们开始再次期待新一轮留洋热。

　　在全球足球市场的框架下，中国足球留洋人数的增加，应该是本土球员竞技水平和市场自由流动的结果，而非提升比赛成绩的工具。竞技体育是基于统一规则的公平竞争，这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第一财经）